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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助贫制度尚需完善

1998-04-22 来源:光明日报 本报实习生 王文利 我有话说

“援助一个失学儿童,下个世纪将少一个文盲,资助一个贫困大学生,下个世纪将多一个建设人才。”眼下的北京,已是春意盎然。人们关心的寒门学子——高校贫困生现在好吗?他们的生活是否也随着春天的到来而有所改变呢?

据教育部有关人士介绍,高校贫困生没有出现因经济问题而辍学的现象,他们都不同程度地从“奖、贷、助、补、减”资助体系中受益。中国农业大学农田水利系贫困生翟松告诉笔者,上学几年来,他享受了学杂费减免的待遇,课余时间参加勤工助学,生活费基本上可以自理。中央民族大学藏语系一位同学,进校后减免了2000余元学费,每月有100元专业助学金和90余元的伙食补贴,加起来近200元,家里再少许补一点,勤工助学再贴一点,应付校内开支问题不大。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系贫困生李聿军说,他每月有30元贷学金,100元好心人助学金,50元伙食补贴,40元左右的勤工助学收入,加起来共230元左右,经济问题对学习影响不大。

笔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许多院校重视贫困生问题,工作做得比较细致。不少院校成立了由校领导挂帅的资助贫困生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勤工助学基金和勤工助学指导中心。如北京林业大学成立了由主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以及学生处、团委和各院系负责学生工作的领导组成的贫困生工作组,建立了勤工助学基金,还设立了几项奖学金,奖励面达45%,最高金额5200余元。

不少院校对贫困生的关心不仅仅停留在经济物质层面,而且深入到心理精神层面。为了使贫困生能正视贫困,克服自卑心理,许多高校开设了针对贫困生的心理讲座和心理咨询室。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成立了贫困生自强协会,让他们彼此勉励,共同克服经济困难。一些院校将对贫困生的资助与培养、教育相结合,避免使资助工作成为一种单纯的“慈善行为”,从而对贫困生的心理和成长产生负面影响。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高校助贫体系虽已建立,助贫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远不是尽善尽美。采访中,笔者了解到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贷学金资金筹措渠道不畅,发放面较小,金额有限。据有关部门统计,每个贫困生每年获得的贷款金额不过三、四百元,只能应急。同时,现行以学校为主的贷学金制度,因不具备政府的权威和金融机构的职能,难以保证较高的还贷率。据调查,对于非农、林、师范专业的大多数贫困生来说,经济压力主要是学杂费而不是生活费。他们迫切希望获得贷学金以缴纳学杂费。

奖学金虽然名目较多,为贫困生提供了机会,但只限于少数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减免学杂费和获得困难补助,多数学校限于5%的特困生,且补助金额只能应急。操作上也不够规范,有时某些实际困难大的贫困生不一定比困难较小的贫困生更易于获得困难补助或学杂费减免。这种操作上不规范现象出现,有许多客观上的原因。据北京师范大学一位老师介绍,一是贫困生的界定比较困难。有些学生由于心理上的原因,家里经济困难不愿意讲出来,导致应该得到资助而没有得到。二是学生家庭经济情况不断变化,及时掌握这些变化并给以资助,操作上还存在一定困难。三是资助金额总体上偏少,对贫困生的资助只好轮流进行。

勤工助学不失为资助贫困生的好途径,但存在劳动岗位少、稳定性差、勤工助学基金短缺等问题。中国农业大学东区在校内只能提供75个助学岗位,贫困生则多达1000余人,岗位严重不足,只能优先安排高年级同学。而校外,可以提供的劳动岗位也很有限,加上在校学生缺乏社会经验和基础性劳动技能,参与社会劳动岗位竞争力不从心,同样困难重重。同时,对那些课程任务较重专业或基础较差的贫困生来说,参加勤工助学势必影响学习,得不偿失。北京理工大学工业自动化系段志鹏告诉笔者,他的课程量很大,基本上没有时间勤工助学。家教本是贫困生勤工助学的好途径,但由于多数贫困生来自边远贫困地区,普通话较差,找份家教也不那么容易。

尽管国家有关部门制定了资助贫困生的政策,但由于学校具体情况不同,落实上存在很大差异。条件好的院校,如重点名牌大学,社会资助多、贫困生相对较少,落实较好;条件差的院校则情况堪忧。北京林业大学学工处余处长说,社会对贫困生的资助常来自于专业对口行业,由于林业系统的一些企业不景气,学校所获资助相对较少,而贫困生又相对集中,矛盾相当突出。中国农业大学东区勤工助学中心负责人丁选云谈及这一问题时呼吁,目前,高校贫困生有增加的趋势,以前贫困生多数来自农村,近年来因下岗职工增加,城市学生中贫困生的比例也有上升趋势。这使得贫困生资助工作日益繁重,单靠学校自身力量难以解决,急需建立跨校的有社会广泛参与的健全完整的贫困生资助机构,完善资助制度和措施,加大资助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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